股票杠杆配资入口 1945年受降日耻辱一幕! 何应钦当众弯腰, 蒋介石震怒: 我想杀了他

一张照片，让一个人背负骂名八十年。

照片里，战败的日本人腰板挺直，战胜的中国主官却俯身向前。就这么一个动作，定格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难堪的瞬间之一。

这个人，叫何应钦。

这个人，你得先弄清楚他是谁

1890年，贵州兴义县一个叫泥凼村的深山里，何应钦出生了。

这地方穷，山高路远，跟"权贵"两个字完全沾不上边。但何应钦从小就不服输。1905年，他一个人走到县城，考进了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城里的士绅子弟见他穿土布青衣、踩草鞋，当面叫他"乡巴佬"。

他没还嘴，埋头读书。

这股劲，让他后来一路杀出贵州，走向了中国权力的核心。

1907年，何应钦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两年后又以陆军部选拔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留学日本的资格。他进的学校，叫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而蒋介石，正是上一届，第十期。

两个贵州和浙江来的穷小子，就这样在东京的课堂里产生了交集。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两个人会成为彼此最重要、也最复杂的政治伙伴。

1914年，何应钦再度赴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步兵科，1916年毕业回国。

这段日本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他的女儿何丽珠后来这样说："父亲对日本有一些感情，也以毕业日本士校为荣，有人因此说他亲日，事实上他是知日。"

"知日"，还是"亲日"？

这个问题，在1945年9月9日那天，以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摆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24年，何应钦受邀赴广州，参与筹办黄埔军校。孙中山授他少将军衔，任命为军校总教官。从这一刻起，他正式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圈。蒋介石任校长，他任总教官，两人搭档，一起把黄埔军校从零建起。

此后二十年，何应钦的仕途几乎与蒋介石的政治生命捆绑在一起——北伐、剿共、抗战，他一路跟随，官至国民党二号人物、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

但这段关系，并非铁板一块。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何应钦没有出声力保——他选择了沉默，甚至暗中支持桂系逼宫。 蒋事后说了一句话，字字带刀："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

西安事变期间，蒋被软禁，何应钦以二把手身份调兵向西安施压，甚至部署轰炸方案。后来有人私下议论，若蒋介石真的在西安出事，何应钦是最大的受益者。

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层说不清的心结。

然后，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1935年，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身份，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下了一纸秘密协定。协定内容包括：罢免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取消国民党在华北的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这就是"何梅协定"。

中国史学界对此的评价直接而冷峻：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为肢解华北、扩大侵华而强行制造的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亲日派"三个字，从这一刻起，牢牢粘在了他身上。

历史给了他一个最好的舞台，他搞砸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敕令，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出，举国沸腾。

这场战争打了十四年，死了三千五百万人，山河破碎，骨肉离散。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蒋介石随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向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发电，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并要求日方派代表赴指定地点接受命令。

经过一番部署，受降代表的人选确定——何应钦。

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正式赋予何应钦在芷江受降的十二项任务，其中第三项明确写着："对中国战区内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

这是何应钦一生中站得最高的时刻。四亿中国人的目光，通过镜头，聚焦到他一个人身上。

8月21日至23日，中国战区日军洽降会议在湖南芷江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低着头，飞到芷江，在中国参谋长萧毅肃提出的备忘录上签字。这是预备动作，真正的主戏，在南京。

1945年9月8日，何应钦乘坐"美龄"号专机，在9架战斗机护航下，从芷江起飞，飞赴南京。

第二天就是正式受降。

南京城里，气氛压抑又肃穆。那座承载了无数屈辱与血泪的城市，等待着一个迟来的交代。

9月9日，上午8时51分，水银灯骤然大亮，照彻整个礼堂。何应钦一行步入会场，全场来宾肃立，记者们的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

会场布置严格按照等级区分：中方受降席使用两张宽大的战时指挥桌，铺白色布条；日方投降席由三张普通办公桌拼凑，铺淡蓝色布条——视觉上，高下立判。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苏联等国的军官、新闻摄影记者，约四百五十人出席见证。

8时58分，日军签降代表，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七人从正门鱼贯而入。

七个人，全部剃了光头——这是国民政府在仪式前定下的规矩，以示战败输光。他们成纵队走进布栏，然后排成横队，冈村宁次居中，一齐向何应钦等人脱帽，行了45度鞠躬。

何应钦欠身作答，双方落座。

按照仪式规定，日方投降代表应向中方受降代表行礼三次，受降方无需回礼。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

冈村宁次低头看完降书，提笔蘸墨，在两份中日文降书上分别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上印章——由于手在颤抖，章盖歪了。

然后，降书经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之手，向何应钦的方向走来。

所有人屏住呼吸。

这是最后一步。小林浅三郎走到桌前，躬身行礼，双手捧起降书，向何应钦呈递。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整个会场愕然。

"弯腰"——一个动作，三种解释

何应钦站了起来。

他不仅站起来，还身体前倾，双手接过了降书。

就是这个动作，让一张照片变成了争议的靶心：画面里，小林浅三郎腰板相对挺直，而何应钦——战胜国的受降主官——却俯身向前，显得比对方更恭敬。

台湾学者李敖后来拿着这张照片抨击道："这个投降者的腰板比较直，这个受降者，所谓胜利者的腰，反倒弯了有三十度。"

现场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务负责人夏禄敏，在回忆录里直接说了心里话："当时我们认为日军从九一八开始侵略我国，任其蹂躏和宰割，死在他们屠刀下的有千千万万。何应钦没有必要站起来用双手接受降书，坐着用一只手接过来就行了。"

参谋长萧毅肃的回忆录里，也记录了这一幕——何应钦对日方投降代表进场行礼时便欠身回礼，等到小林浅三郎持降书走近时，他又起身双手去接。 萧毅肃分析："可能小林浅三郎故意不把降书递远些，何应钦就不得不弯腰向前，这一来，官方的那张记录照片上，就显得他对小林浅三郎好像比小林浅三郎对他还更恭敬些，以致多年后还受到争议。"

这是第一种解释：客观的物理障碍。

中方受降席的桌子比日方宽了将近三倍，何应钦正前方还摆着一个方形话筒，他无法过于前倾，否则会碰倒话筒。面对隔桌而来的降书，他只能俯身去接。加上小林浅三郎身高目测约175厘米，而何应钦身高168厘米，本就存在落差——这些物理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照片中那个"弯腰比战败者更低"的视觉效果。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客观分析，研究者查阅档案馆另一个角度的照片后也指出，从不同方向看，何应钦的姿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

但第二种解释，指向更深的东西。

何应钦的女儿何丽珠后来透露：受降仪式前，国民党当局曾专门开会讨论受降的态度，"大家觉得不应傲慢，也不能谦卑，最后父亲从座位上半起身接下降书"。

换句话说，起身这个动作，是经过思考后的选择，不是冲动，也不是纯粹的习惯性礼貌。

而第三种解释，来自整个仪式的细节。

按照规定，降书应由冈村宁次本人亲自呈递，但冈村宁次命令下属小林浅三郎代为递交——这是对受降方的一种轻慢，何应钦对此不予追究，也未当场喝令制止。仪式全程仅历时20分钟，有评论者指出，整个过程显得过于匆忙，像是在尽量缩短日方的尴尬时间。

这三种解释摆在一起，并不互相排斥。物理因素或许确实存在，但何应钦骨子里对日本人的那种特殊态度，也从未真正消失过。

事后争议持续发酵。何应钦本人对此的解释是："我素来待人谦和，只是习惯性礼貌回应，并无他意。"

这句话，没有平息任何质疑。一个代表四亿中国人受降的最高将领，在胜利的最高光时刻，"习惯性礼貌"地弯下了腰。

很多在场的中方官员，当时就已经失望了。但更大的失望，还在后面。

弯腰之后，他做了更难看的事

受降仪式结束，战争结束了。

但何应钦并没有结束。

1945年10月21日，受降仪式结束仅一个多月后，何应钦秘密邀请冈村宁次会面。

谈话在旧友重逢的气氛里展开。何应钦对冈村说，中日开战，两败俱伤，最终便宜了共产党，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表示，应当趁此时机培育中日合作趋势，让子子孙孙继续下去。

就在这场谈话里，何应钦还向冈村宁次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日军部队就地担当防卫，保持交通线畅通，等候国民党军队到达，同时负责阻止共产党军队接收沦陷区。

一个已经宣布投降的战败国军队，被战胜国的陆军总司令留下来当工具用。

这不是秘密，这是历史记载。

当时首批进入南京的新闻记者，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毫无光复的迹象。冈村宁次依旧坐在外交部大楼里，日本哨兵四处遍布，奉命维持治安、保护日本侨民。

战争结束了，但南京的日军还没走。

这背后，有何应钦的直接安排。

然后，是冈村宁次的战犯审判问题。冈村宁次，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难以计数的罪行。按照任何正常的战后处理逻辑，他都应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或者中国军事法庭上，接受最严厉的审判。但事情的走向，偏离了所有正常人的预期。

1945年12月，蒋介石秘密召见冈村宁次。1947年，冈村宁次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发挥"余热"。

国民政府对其审判一拖再拖。

审判终于到来的时候，何应钦在军事法庭上公开发声，称冈村宁次是"中国的好朋友"，主张宣判无罪。

1949年1月26日，法庭开庭。

庭审还没结束，审判长石美瑜就在中途把四位法官叫进审判长室，取出了一份早已盖上国防部长印章的判决书，上面写着两个字——"无罪"。石美瑜说："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下午，石美瑜在法庭上宣读判决：冈村宁次，无罪，当庭释放。

法庭顿时大乱。旁听席上嘘声、抗议声四起，记者们面面相觑。就连冈村宁次本人，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原本想向法官们鞠躬致谢，见到眼前的混乱，只能呆立在被告席上，最终被一名法官从后门引走，悄悄离场。

两天后，194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判决结果，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

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把命令压住不发。当晚，汤恩伯派副官通知冈村宁次，让他在次日清晨6时30分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其他在押日本人一同登船回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冈村宁次搭乘"维克斯"号美轮，离开上海黄浦港，驶向日本。

就这样，这个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犯，从中国土地上全身而退。

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判决他无罪，"主要是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的作用"。这句话，是战犯本人的亲口承认。

一张照片，八十年

何应钦最终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继续担任要职，1987年辞世，享年九十七岁。

他的一生，横跨两个时代，见证了清末、民国、抗战、内战。以任何标准衡量，他都称得上一个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但历史记住他的方式，却是那张照片。

照片里，战败的小林浅三郎腰板相对挺直，战胜的何应钦俯身向前。

关于这个动作，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说是桌子太宽、话筒碍事，是物理限制造成的视觉误差；有人说是他对日本人骨子里的那种特殊态度，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刻，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两种说法，各有依据，各有道理。

但有一件事，是没有争议的：他在受降仪式结束后，主动留用日军维持治安；他在战犯审判中，公开为冈村宁次站台；他亲口声称那个血债累累的将军是"中国的好朋友"。 这些，不是照片角度的问题，不是桌子宽窄的问题，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录。

台湾学者李敖当年拿着那张照片说的话，很多人记了几十年。但更应该记住的，是冈村宁次回忆录里那句平静的感谢——正是这句话，把"弯腰"从一个形式问题，变成了一个实质问题。

一张照片定格的是一个瞬间，而历史记录的，是一个人在漫长时间里做出的所有选择。

何应钦的问题股票杠杆配资入口，从来不只是那一弯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