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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利昕
“心灵的历程”专题尝试结合心理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视野，探索当代心灵成长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路径。
引言
孔子晚年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我很老了，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这句话很动人，它像一句迟到的哀悼。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梦是白天未能完成之欲望的投射与完成。而当一个人不再做梦，仿佛终于承认，自己终其一生所追逐、所依附、所反复召唤的那个形象，已经不再回应了。
周公在中国文化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种深植于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原型。
他是“辅佐者”，是“德”的阐释者，也是一个把对创伤的恐惧转译为道德秩序的人。周公之后的孔子，通过隔空认父的方式，把关于“圣人”的想象刻在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也把心性成长的可能性限制在了齐家治国的“辅佐者”路径中。因为创伤从未被正视，不管是周公、孔子，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普通人，都在一代代地继承着这一结构性创伤。两千多年来，“憋屈圣贤”这一心性成长路径所带来的阴影，仍旧压抑、堵塞着普通人心性成长的可能性。
本文试图提出并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中最被推崇的圣人形象，往往伴随着憋屈与压抑？这一问题，若从心理治疗的视角出发，引入创伤的概念，重新审视这一人格原型，并将之延伸至华人心性成长的模板与路径，或许能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叙述的政治-文化图景，也为个体的心性超越，找到更多可能的通路。
在本文中，“创伤”并非指个体心理层面的偶发伤害，而是指一种无法被公开言说、也未曾被集体哀悼的历史经验。当暴力既无法被叙述为故事，也不能被转化为可反思的记忆时，它便不会真正过去，而会以禁忌、防御与道德规范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持续塑造人格理想与心性路径。
周公：作为心理防御的“德”
在周灭商的历史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周武王在伐商前夜，反复惊醒，梦见翦商之谋泄露，梦见商纣震怒。每一次从恐惧中醒来，他都会派人去请弟弟周公求助，用解梦的方式缓解焦虑和恐惧。（李硕：《翦商》，2022年，第484页。）
配资炒股周武王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从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商推行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周族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也就是伯邑考、周武王、周公三兄弟的父亲，曾被纣王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害，并被剁成肉酱送回周室。文王作为父亲、臣子和族长，在如此的恐怖、压力和伤痛中，使用商人的占卜技术，默默策划如何推翻商朝，用隐晦的语言记录下事件和战略。以这份文字记录为底稿，形成了后来我们熟悉的《易经》。（《翦商》，第16页。）
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继承了父亲的创伤和人生使命，经过多年准备，趁殷商主力东征东夷时，周武王出兵攻伐，在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建立了周朝。然而，无法被言说的经验，不可能被简单复仇所化解。在秘密筹备伐商的多年间，周公，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担当了武王的心灵疗愈师和人生教练。他不断向兄长解释、阐发、论证伐商的正当性：王的使命是让天下恢复和平与公正，这便是“德”；上帝只会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无德的王朝。只要武王修德，胜利便是天命。
武王死后，周公辅政，他不但禁绝了人祭，还彻底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周公创造出了一整套没有人祭的政治伦理话语。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周公比兄长显得平静，却有进食时失控呕吐的习惯[1]。虽然他在行为和意识层面表现得平静、理性，却在无意识层面承载了过多的恐怖和焦虑。呕吐，正是无意识在身体层面的大声疾呼。
周公这种对于无法被承载的冲动和创伤的过度纠正，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被称为反向形成（reactionformation）：当一个人无法接受某种内心冲动时，便以其相反的态度来掩盖它。于是，恨被转化为爱，贪婪转化为慷慨，暴力转化为约束。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反向形成往往以僵化和强迫的姿态，在意识和行为上过度表现，从而帮助个体处理内心冲突，减轻焦虑。
对欲望的警惕、对暴力的否认、对秩序的执着，乃至对“德”的高度神圣化，都是心理层面对无意识冲动所构建防御体系。在周公这里，以“德”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建构，完成了三个同构的任务：为了终止人祭这种残忍的制度，而在政治层面的制度改革；防止伯邑考之死这样的亲情灾难不再发生，即家庭创伤的处理；以及最为关键却被几千年的史学家所忽视的：为了管理内心的焦虑和冲突，反向形成的心理防御。随着历史变迁，周朝的政治和家庭遗产逐渐消失，这套防御结构却被后世不断继承、强化，并最终进入“人格应当如何成熟”的主流想象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活人献祭并非某一种文化所独有的现象。例如，在《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中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给耶和华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天使及时出现，叫停了献祭；由此，故事转化为一场关于信仰、服从与恐惧的试炼。正因为如此，这个故事得以被记录、被讨论、被反复诠释，最终被收进经典文本之中，成为千年来不断被阅读与思考的对象。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正是以此为例，讨论信仰与伦理的张力。
然而周人所经历的，并不是一场被及时中断、能够被叙述的献祭试炼，而是一种无法被公开言说的暴力经验。从伯邑考被杀、被肢解、被送回周室，到文王、武王完成秘密伐商的使命，整个过程是压抑的、沉默的。因为秘密，所以不可言说；因为从来没有练习言说，终于也无法被言说，乃至于成为了文化和心理的禁忌。
正是在这种无法被叙述的暴力之上，周公所构建的伦理秩序显得尤为关键。当个体将内在冲突上升为道德问题时，他便不再需要面对欲望与矛盾本身，而只需站在“正确”的一侧，创伤便被永远噤声。它为整个周人共同体提供一种能够继续活下去的文化心理秩序：节制欲望、克己复礼、勤勉拘谨。只是，这一秩序的代价，是将未被言说和哀悼的恐惧永久地封存进“德”的名义之中。
孔子：作为文化超我的圣人范式
如果孔子没有出现，那么周公所创立的文化政治范式，或许会在制度变迁与权力更替中逐渐松动，在政体消失时被历史的尘沙所湮没。创伤本身并不必然成为文明的核心，它需要被不断重复和重演，才能转化为稳定的文化超我结构，乃至于进入心性成长的主流路径。正是在周公之后数百年，孔子的出现，使这一切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
孔子并未直接继承周公的政治位置，却隔空认领了周公的心理结构，并将其内化为人生使命，并通过对礼、德与圣人形象的系统化阐释，使原本属于周人历史处境的家庭和个人的防御性结构，上升为一种普遍而可复制的人格理想。这种从个体层面的道德内化，延伸到群体层面的理想人格的过程，在后期精神分析传统中被称为“文化超我culturalsuperego”。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周公文化基因得以传承，并成为华人心理-心性的深层结构和成长路径。
孔子并没有见过周公，却一生都活在周公的梦想之中。他认为周公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将其奉为精神之父。考虑到孔子成长于单亲家庭，这一认同并非偶然。缺失的父亲，往往会被替代性的理想形象所填补。而一旦这个替代父亲被神圣化，认同也就转化为一种终生的超越性追寻。
孔子一生的努力，并不只是整理礼乐、周游列国，而是在试图完成一项心理-心性任务：替周公完成未竟之志，拯救那个象征着秩序、德与正当性的父亲形象。这种结构，在精神分析中并不陌生。它与“酒瘾者的孩子”极为相似。孩子通过异常乖巧、过度负责、牺牲自我，试图拯救失控的父母。但这种努力，几乎注定失败，只会让原有剧本不断重演。
当然，孔子并不仅仅是“酒瘾者的孩子”。他自身的心性成就与智慧，恰如生长在花盆中的参天大树，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中展开了惊人的高度，既照亮了他的时代，也穿越千年，持续滋养着后世。撇开政治层面的影响，从文化与心性的角度来看，孔子真正完成的，并不是周公未竟的政治事业，而是将周公的心理-心性结构，转化为一条可被模仿与内化的人格超越路径，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圣人”形象。
然而，未被处理的心灵创伤，终究如同未被超度的幽灵，在文化的阴影中徘徊。它渴望被看见，却始终未能被真正放生。正是这一未完成的哀悼，在无形中不断收紧、窄化了华人心性得以走向圆满的可能路径。
必须“憋屈”的圣人
在周公与孔子所奠定的文化想象中，圣人并非以欲望整合或自我实现为特征，而往往呈现出克制、忍耐的人格形态。在这个文化超我的形态中，欲望被视为危险而需要压抑，“憋屈”被升格为通向圣性的必要条件。仿佛只有在持续压抑之中，某种更高的人格形态才会显现；而任何试图直接展开自我的冲动，都被视为幼稚与危险的。
元股证券:ygzq.hk然而，从心理层面看，当一个人携带着尚未被处理的创伤经验时，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使其身心瞬间回到创伤发生的时刻。对周公及其文化继承者而言，“做自己”意味着攻击性的显露和释放，而这唤醒了商人所代表的失控、暴力与毁灭记忆。这是一种深层的恐怖感，仿佛一旦防线松动，伯邑考之死和秩序崩塌的一切，都将再次重演。
在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中，强迫性的过度纠正是维持心理稳定的策略。因此，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成圣”之路往往无法与恣意的生命力并存，而是与牺牲和自我否定紧密相连。一个人越是能够吞咽委屈，便越容易被视为高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活泼泼的生命的能量，被维持心理稳定的防御体系给吃掉了。
从普通人的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为了成圣而憋屈”，这条心性成长之路能不能走通？此处拿《二十四孝》中的第一个故事来举例。《二十四孝》中是这样描述圣人大舜的原生家庭的：
虞舜。瞽叟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嚣。弟象傲。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有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尧闻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让焉。系诗颂之。
（虞舜，是瞽叟的儿子。他天性极其孝顺，父亲愚钝固执，母亲暴躁蛮横，弟弟象狂妄傲慢。舜在历山耕种时，有大象来帮他耕地，有飞鸟来帮他除草。他的孝心感化万物竟到了这种地步。尧帝听说他的德行后，派九个儿子去侍奉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后来还把天下禅让给了他。后人写诗颂扬他的事迹。）
作为“孝”的典范，舜面对顽劣的父亲、凶悍的继母与偏私的弟弟，仍能保持心平气和，持续侍奉与成全，被塑造成道德圆满的理想人格。然而这种形象并不是对真实心理发展的描述，而是几乎不可复制的规范性要求。我们从家庭心理治疗的无数案例里看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只会引发强烈的愤怒、恐惧、羞惭或绝望；若这些情绪无法被承认与处理，个体要么陷入持续的自我否定与过度顺从，要么在关系中反复爆发冲突，甚至以断裂的方式试图重新夺回自我。
从周公到孔子，原本用于避免失控的心理防御，被上升为伦理理想和文化超我，在长期运作中逐渐脱离其历史语境，被当作绝对正当的规范加以执行，由此展开了传统文化中包括愚忠、愚孝等一系列阴影面。伦理不再是指向生命展开的方向标，而成为维持不崩溃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道德要求往往向下传导，落在更弱势的位置上，于是，原本试图避免暴力的规范，反而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持续而隐蔽的伤害。
因此从历史上看，“憋屈圣人”的规范化的成长路径，或许成就了一小批天赋异禀的修道者，却让整个文化付出了心灵的代价：普通个体被要求在未被疗愈的创伤之上，直接承担超越性的伦理任务。这种将“憋屈”神圣化的过程所付出的代价，是绝大多数人心性的萎缩和凋零。
早该被超度的幽灵
回到开头那句话。孔子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解，梦是白天未竟欲望的投射与完成，那么“不再做梦”，并不必然意味着欲望已经被满足，更可能意味着，那曾被寄托了责任与期待的形象，终于失去了回应的能力。梦的消失，标志着一种关系的终结，也是一种哀悼的开始。
孔子不再做梦，我们也可以不再做梦。这并不是否定传统，而是完成哀悼。事实上，古代中国在过去两百年中，早已在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层面多次“死亡”。依附于旧政治—社会秩序的正统文化逐渐凋零，也由此释放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空间，使中国人在心性成长路径上展开了更为自由而多元的探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彼此呼应的创新性尝试：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试图为现代心灵寻找新的精神滋养；吕澂等学者重新研究唯识学，在传统佛学中开掘现代心性论述的可能；鲁迅讲庄子、谈尼采，将中国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并置；而当代新儒家对儒学所作的重构式阐释，则是在官方儒家失去制度基础之后，对人格修养与精神向度的再思考。这些路径彼此差异甚大，却共享同一个历史前提：正统儒家的圣人形象作为唯一心性升华通道的破产。
问题在于，人心层面的哀悼从未真正完成。于是，周公的幽灵仍然通过“必须”“应该”“从古如此”等话语，在现代生活中反复显形。那些脱离了原初历史语境的“德”的碎片，如同锋利的玻璃残片，被不加反思地继承下来，继续割伤、压抑着现代华人的心灵。
来自周公和孔子的创伤心灵，早已可以被放生、被超度了。我们不是在否定传统，更不是拒绝孔子所开显的心性智慧。然而，那套防御性伦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压抑欲望、牺牲自我、辅佐他人来证明自身时，圣贤想象也就不再是唯一的精神出口。心性成长，才得以从那条狭窄而单一的升华路径中，重新展开为多种可能。
我们不需要继续替周公管理他的存在焦虑。老祖宗的期待，是他们的执着与业力，并不自动构成我们的责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现代心灵的成长路径，才能从束缚走向开阔。或许，这正是属于我们的时代任务：不用再成为一位憋屈圣人，而是终于可以安然地成为自己的英雄。
注释：
[1]李硕在《翦商》中，基于传世文献和考古史料，对“周公吐哺”的原因提出了猜测：“所谓‘周公吐哺’，说的就是周公旦经常会吐出正在吃的饭食。已经遗忘了真实的商朝是怎样的后世人却对此进行了合理化解释，说是周公忙于招纳贤人所致。但事实很可能是因被迫吃掉长兄的肉酱股票配资平台风险控制差别大吗，周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翦商》，第443页。）在此，笔者在李硕推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周公吐哺”的心理学机制进行合理化完善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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